最新统计显示，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平均孕产妇死亡率为20/10万，而广东流动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是40/10万。这里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，有点含糊，想来恐怕不是真的短期“流动的”人口，而是通常所说的外来人口，或者说是新市民，他们已长期生活于城市，但没有户籍，所以被称作流动人口。（9月3日《信息时报》）

    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广东。在北京，去年居民孕产妇死亡率为7.9/10万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。然而，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北京居民3至5倍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    新市民与户籍市民孕产妇死亡率的这一差异，并不令人惊奇。这一差异中的一部分是正常的，与新市民独特的生活形态相关。因为，新市民进入城市的时间较短，大多数从事低附加值职业，所以，其收入普遍低于同类户籍人口。又因为，他们的生活压力较大，所以，即使已经怀孕，也仍然坚持从事有些可能比较辛苦的工作，这自然会增加其死亡风险。

    但是，户籍人口与新市民孕产妇死亡率差异中的相当部分又是不正常的。首先，如广东相关部门所说，死亡的孕产妇中部分是超生者。她们因为担心遭到计划生育部门的处罚，而躲避到条件较差、审查较为宽松的诊所就诊，或者干脆选择在家生产。这自然会增加死亡风险。

    其次，新市民很少享有户籍人口所享有的医疗福利。他们的生育，只能完全自费。而目前公立医院的收费标准，乃是根据享有医疗福利的户籍人口的收入水平确定的，这一水平可能超出很多新市民家庭的承受力。他们往往到那些收费较低的医疗机构就诊、生产，而这些医疗机构的诊治水平可能较低，这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处于较高水平。

    这两者，是城市政府可以用力的地方。因为，只要改变现行的制度安排，就可以降低新市民孕产妇的死亡风险。比如，医院可以放弃对新市民住院生育情况的审查环节。本来，医院只是医疗机构，而不是社会管理机构，也不拥有这样的权力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打消那些超生孕产妇的顾虑，使其进入水平较高的医疗机构就医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城市政府可以考虑，将城市的医疗福利覆盖新市民中的孕产妇。基于人道考虑，城市政府至少可以对新市民中的孕产妇提供怀孕、生产等环节的福利。毕竟，生育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它不仅是家庭大事，对于延续民族的文化生命，也具有决定性意义，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福利，必会得到民众的情感支持。

    为控制负担，城市政府可以设定一些门槛。比如，享受这一福利的孕产妇需要在城市定居一年或两年等。如果制度设计得当，这方面的福利负担不应当有多大。当然，从更长远来说，也许需要在怀孕、生产等方面，建立起某种全国统一的福利制度，覆盖城乡全部孕产妇。广东的统计数据也说，乡村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城镇，听任这一点继续下去，恐怕也会引发新的问题。通过制度变革，让每个地方哪怕是最贫穷的孕产妇享有平等的尊严，这是政府在建立、完善福利制度的时候，应当优先考虑的项目。（秋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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